我有一个未曾谋面的青梅竹马。我从未见过他的脸，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触碰过他的身体。尽管如此，我仍觉得他近在咫尺，觉得他很可爱，被他所拯救。



他并非实际存在。准确地说，他只存在于我的空想中。失眠的长夜里，因缺氧而变得迷糊的大脑创造出来的一个方便的幻象。但是那个幻象开始渐渐地在我心中变得明了，最终成为了对于我来说无法替代的朋友。



他没有名字。因为如果起个名字，反而会清楚地认识到他并不存在。我只叫他〈他〉。〈他〉是我唯一的青梅竹马与理解者，而且是拯救了我的世界的英雄。



在有〈他〉的虚构世界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他〉不在的现实世界里，我毫无幸福可言。



小的时候，对我来说世界是个令人窒息的地方。这不是比喻。确实是精神上喘不过气来的地方，但是在那之前，肉体上就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正如同字面意思，呼吸困难。精神上痛彻心扉的地方，不过在那之前，肉体方面就胸口疼痛。就如字面意思，胸口都快裂开了。



呼吸困难，窒息，奄奄一息。大家都在不经意间使用这些惯用语，但实际上，有多少人真的有呼吸快要停止的经历呢？每个人都在无意识地呼吸。睡着了也能呼吸。要是过着普通的生活的话，首先不会有窒息的机会。



当时的我是很认真的在呼吸。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思考着呼吸的问题度过的。就像熟练的摄影师能读懂空间的光通量一样，我也读懂了空间的氧气浓度。感觉就像谁都没有注意到的空气的存在掌握在手中一样。到了夜深人静时，我就全神贯注地集中在呼吸上。像是从夜晚的帷幕后伸出细细的通气管一样，拼命地吸着空气。



用极小的机器将虚构的过去印入大脑的技术，在这种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哮喘并不是什么令人绝望的严重疾病，这是常识。事实上，只要不是很严重的情况，用正确的知识来处理的话，几乎就可以像健康的人一样生活。



问题在于，我的父母并没有正确的知识。他们把它理解为「时不时会咳嗽不止的病」。对于从未患过花粉症的那两人来说，是永远无法理解呼吸道阻塞、呼吸受到限制是什么感觉的。



不，本质上的问题恐怕不在那里。不足的不是病历、知识、爱情，而是最根本的想象力。我父母从根本上误会了 理解 这回事。他们是即使能够使对象接近自己的世界，也无法使自己的世界接近对象的人（译注：个人理解这里的「对象」应该是指哲学意义上的「对象」，是按照这个思路译的，要用普通意义的对象来理解可能有些语句不通的感觉）。他们的理解在那个狭窄的思维框架内侧，扭曲地完结了。



更糟糕的是，他们对技术整体抱有无根据的不信任感。无论哪个时代都会有这种家伙。具有能够在〈自然〉这两个文字中发现过剩价值的朴素的思考回路的人。会认真地相信着那种无聊的杂谈书里写到的玩笑一般的伪科学，说是带到医院去的话会生病的。药物损害健康，治疗缩短寿命，所有疾病都是由医生们安排好的巧妙的渔利法。多半这才是病吧。



对他们来说，自然存在的才是善，除此之外都是恶。被这样的信条折磨的我，必然地掌握了与他们相反的信条。也就是说，憎恨自然存在之物，爱上了虚构的产物。



在那样的经历下，〈他〉诞生了。



回忆起的是漫长的黑夜。



那个时候，我很惧怕黑夜。虽然现在也很害怕，但原因与当时不同。如果被问到哪个好一点，我也只能回答说无论哪个都是最坏的。除了痛苦以外再无其他。但是，如果痛苦的量一样的话，还是孩子的心中纤弱的部分绝望更大吧。



一天结束上床后，我的呼吸就开始紊乱了。首先是有轻微的咳嗽。那是痛苦敲响我门的声音。事已至此，再睡也无济于事了咳嗽稳步恶化，在凌晨2点左右迎来最高峰，后仍持续一夜。就好像我自己的身体不让我睡着一样。



仰卧会呼吸困难，我只好抱着卷曲的毯子坐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姿势逐渐向前倾倒，最终形成一个像是蹲伏一样的姿势。从一旁来看的话，可能像是在请求什么宽恕，也可能是想变回一个不知晓痛苦的胎儿。但二者皆非，只是那种姿势最轻松而已。



最显眼的症状是咳嗽，而咳嗽并不是痛苦的本质。真正折磨着我的是呼吸困难。只是吸气呼气，从谁都出生的时候开始就无意识地进行的基本动作，对于夜晚的我来说却是一件大工程。想象一下自己的喉咙变成了浮动环的空气栓，或是肺变成了硬塑料。既不能随意吸气，也没法随口吐气。



呼吸困难的感觉，很容易地就与死亡的恐惧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喉咙不是迟早会完全闭塞的吗？会不会像吸着塑料袋的吸尘器一样失去机能呢？到那时恐怕我连呻吟声都喊不出来。为了呼救而拼命发出声响，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害怕、恐惧、战栗、无数的悲鸣与诅咒都堵在喉咙里而断气。只是这么一想就吓得泪如泉涌。



我的房间在离父母卧室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睡觉的床也在那里。四岁以前我都和父母睡在同一个卧室里，而到了五岁多一点后就挪到床上去了。母亲冷冷地辩解说：「那边离卫生间比较近，你也省事些吧」，但那不管怎么想都不过是个隔离措施。无法忍受干咳一夜而妨碍睡眠的我了吧。也不是不能理解这种感觉。



他们说要是发生了什么就马上叫他们，不过，在发作的时候，是无法发出能够叫醒隔着走廊的对角线上的房间里熟睡的父母的大声响的。对我来说那个隔离措施等于宣判死刑。况且，即使我拼命地爬到卧室去，他们会什么都不做。我一直没法习惯自己的发作，但父母不知不觉中就习惯了我的发作。只要不是严重的发作，放着不管清晨就能治好，之后不论我再怎么诉苦，他们也对我置之不理了。



直到七岁左右，一旦病情变得严重，我会就被带往夜间急救。听到门外传来引擎发动的声音，就知道要去医院了，随后我的不安就急速地消失。一想到医院的气味、点滴、吸入器之类的东西，心里就会平静下来(我很喜欢医院这种地方)。随后，可能是因为这种安心感，在到达医院之前的三十分钟左右的移动时间里，发作就会得到缓解，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经过多次这样的反复，父母开始怀疑我是装病——这孩子不就是为了戏弄父母而小题大做地咳嗽吗？



在哮喘患者中，只要靠近医院就能缓解发作是常有的事，但是当时的我却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还没有获得能够对自身的病情进行有条不紊的解释的客观性。父母的疑虑日益增强。看到剧烈地咳嗽我，父亲一脸厌恶「你咳的太夸张了」，母亲也是一脸诧异的态度「真的有那么难受吗？」。从那以后，他们就对我的发作而视而不见了。



曾经有一次，我实在无计可施，自己叫了救护车。那时候，父母很久一段时间没跟我说话。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才终于跟我讲话，结果一开口就是「就因为你让我们蒙羞了」「你以为我们家有多余的钱吗？」这样的斥责。年幼的我心想，也许我死了这些人才会比较高兴吧。我对他人产生期待的能力，在这个时期大部分丧失了。



总之我只能等待着时间流逝。我时不时地从巢穴探出头来，望着枕边时钟的夜光针，祈祷着早一秒也好快些迎来黎明。痛苦越大，时间的步伐就越缓慢。好几次被因过于焦躁而想打破钟表的防风直接抓住针头使其旋转的冲动驱使。就因为夜晚短暂的原因，我喜欢夏天。



到了黎明，呼吸稍微变得轻松，可以睡着了。在那转瞬即逝的小睡时，我梦想着〈他〉。但是两个小时后我必须起床去上学。这种病的困扰之处，除了咳嗽以外是一点儿也看不出其他身体不适的。向父母倾诉自己身体疲惫想休息，当然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没有体温计的数据或皮肤上的疹子之类肉眼可见的证据，是无法得到信任的。



拜此所赐，我总是睡眠不足，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脑袋隐隐作痛，视野模糊，所有的声响都仿佛隔着一道障壁一般。在蒙了一层淡淡雾霭的朦胧世界里，只有痛苦和空想才是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病情开始慢慢变轻，哮喘慢慢往身心病症的方面增强了。虽然不怎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但反而对不安和压力变得敏感了。这样做也许会发作，不可以在这种地方发作，像这样考虑发作本身就是发作的最大的诱因。



这种时期，如果有精神上的支撑者在身边，我的哮喘也许在更早的阶段就痊愈了(当然，如果能在医疗机构得到适当的治疗是再好不过的了）。这个人的话可以帮助我，这个人的话能理解我，这个人的话愿意庇护我，如果这么想的人能呆在我的身边的话，至少由不安引起的发作次数会急剧减少。



我没有朋友。因为六岁时的冬天到春天因为胸膜炎而住院，所以开始小学生活的时间比较晚。也有因「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而被禁止外出的理由。也有没法运动，不能和周围的孩子们一样玩的缘故。也有远足、运动会等活动几乎全都缺席的原因。



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我的性格。疾病把我变成了卑躬屈膝、容易自责的人。我的身体是连理所当然的生活都无法随心所欲的废物，我这种人只要呆在那里，就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的麻烦人物。虽然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不足十岁的孩子，并没有面对真实的义务。无需介意，只要厚颜无耻地活着就好。



然而对我来言是最亲近的存在的二人岂止放任这种自卑的态度，还大加推崇。既然你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至少要低着头活下去。就是这样的言外之意。我受到了诅咒我一般的教育，经常执行着那个教诲。不可能交到朋友之类的。



在学校里没有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在本地公立小学的时，我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生物。



当时的我，有弓着腰走路的习惯。在长距离行走时，如果想让呼吸轻松一些的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这种走路方式，但是这种习惯经常被同学取笑。看着模仿我走路，嘲笑我的男孩子，我开始警戒自己不要在这些人面前重度发作。他们会用它来取笑我。并会持续数年，成为人们的笑柄。决不能再示弱了。越是这样紧张，教室的空气就似乎越来越淡。



了解我的病弱，关心我成为我伙伴的人也是有少数几个的。这样的人一开始很亲切地配合着我，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地对我的神经质的举止感到烦躁，对只要和我在一起各种行动都会遭到限制这种事而感到郁闷，不久就感到疲惫而离去。更糟的情况还会恨我。就这样，我最终成为了独自一人。



总之不要让情感亢奋起来，如果感觉到发作的预兆，就算抛弃什么也要到保健室去。通过贯彻这两点，我好不容易避免了在同学面前出丑。实际上，这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小学四年级的冬天，我在教室的正中间发生了重度发作。



看着我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着吸入器，一个男生说了些玩笑话。这便是契机。虽然无视他就好了，不过他的说法实在太过分，所以我就忍不住还嘴了。没想到会被反击的男生很困惑，很生气。然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愤怒，从我手中夺走吸入器，从教室的窗户扔了出去。



我陷入了恐慌。刚要跑去拿吸入器，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发作。



那一天的事，即便是现在也会梦见。



同学的反应大体上和预想的一样。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同情或庇护的对象，而是把发作的我当做是滑稽且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几乎不在教室里露脸。小学生活剩下的两年多，我都是在保健室的床上度过。



不过保健室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掉队者之间也存在着圈子和集团。保健室有保健室的社会，我也没能融入那里被排斥了。到保健室上学的学生，也有巴结保健教师和不巴结的学生，当然我是后者。